明末农民大起义从爆发到推翻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，共经历了三个阶段，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六年冬为初期，自崇祯六年冬至崇祯十二年夏为中期，自崇祯十二年夏至崇祯十七年为高潮。
明末农民大起义在其后来的发展历程中，涉及了大半个中国，而其爆发的地点，是僻处西北的陕西。陕西何以成为起义的始发地呢？乃是因为这里阶级矛盾最尖锐，人民生活最痛苦。万历时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笔记《五杂俎》中说
仕官谚云：命运低，得三西。谓山西、江西、陕西也。此皆论地之肥硗，为饱囊橐计耳。可见，陕西是当时有名的贫瘠地区。到了明末，这里的问题更加严重起来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，灾荒严重，出现了大量饥民。
据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四十七“祥异”二记载：
神宗万历四年九月初七日，汉中大雪盈尺，杀禾稼……八年，河大西徙，冲崩墟墓……(十年)西、延大旱，饥，人相食。华阴雨雹。十一年夏四月，兴安州猛雨数日，汉江溢……全城淹没，公署民舍一空，溺死者五千余人，合家全溺无稽者不计数……十三年，凤翔大饥。十四年七月，陕西旱。冬，澄城地震…(十五年)西安大饥(十九年)延候、榆林二卫所八月霜雹相继，禾苗尽死……二十三年，风翔地震；五月，麟游县烽火台雨雹，大如斗(二十五年)愉林怪风拔木，吹人有至三四里者。一十六年，延安大水，漂人畜甚多。二十七年七月，蓝田地震，大雨十日，土窑皆陷…三十四年六月，陕西地震……三十七年，延安旱，饥。
三十八年秋八月，不雨，至次年夏四月，民多疫死。四十年，西安大疫。四十一年七月，泾北暴溢，高数十丈，漂没居民商贾无算。夏四月，兴安州雨雹如弹，碎屋瓦，汉江以北如鸡卵，牧牛者当之即死，禾稼尽伤。四十四年夏六月，蓝田蝗飞蔽天，合省大旱。延长翠屏山崩，二十二日大雨如注五六日。泾阳县口子镇人，见有羊相斗，忽化为龙，横截峪口水须臾而下，推激大石，如万雷声，两傍山为之动，直抵云阳，至三原越龙桥而过，淹没百里，漂七十余村，白渠以北鲜有存者。数月平地水方尽……四十五年，富平冰雹……四十八年，关中大饥，十岁儿易一斗粟……(熹宗天启二年)五月，滑南大风拔木，冰雹伤禾……(四年)八月，陕西地震六年，富平旱，饥，延长大水。七年，米脂地震。
以上所引雍正《陕西通志》所载万历至天启年间陕西省遭受的自然灾害，并不完全。如《怀陵流寇始终录》记，天启七年(年)以前，“陕西北境，连年大旱，赤地千里”；这一情况，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即未反映。但是，仅其所记，就足以令人慨叹了。万历初到明末农民战争前的五六十年间，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，其种类涉及旱、蝗、风、雹、水、霜、地震、山崩、瘟疫等。如此频繁的自然灾害，贫困的陕西人民哪里能承受得了呢！
崇祯二年(年)四月，原籍陕西的行人马懋才道经延安，以其亲身闻见，写了一篇《备陈灾变疏》，向明思宗报告灾情。这个奏疏，深刻地反映了陕西地区的农民，当时是处在怎样的痛苦之中。他说：
臣奉差事竣，道经臣乡延安府。自去岁(按：指崇祯元年)一年无雨，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，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。其粒类糠皮，其味苦而涩，食之仅可延以不死。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，则剥树皮而食。诸树唯榆树差善，杂他树皮以为食，亦可稍缓其死。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其石名青叶，味腥而腻，少食辄饱，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……最可悯者，如安塞城西，有粪场一处，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，有涕泣者，有叫号者，有呼其父母者，有食其粪土者，至次晨则所弃之子无一生，而又有弃之者矣…于是死者枕藉，臭气熏天，县城外掘数坑，每坑可容数百人，用以掩其遗骸。臣来之时，已满三坑有余，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，又不知其几矣。小县如此，大县可知，一处如此，他处可知。
这时陕西农民的处境就是这样的惨不忍睹。于是，为了寻找条生路，陕西农民便纷纷起而“相聚为盗”。马懋才的这个奏疏，叙述了延安地区农民走上这条道路的情形：
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，始相聚为盗，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。有司亦不能禁治，间有获者，亦恬不知畏，且曰：“死于饥与死于盗，等耳；与其坐而饥死，何若为盗而死，犹得为饱死鬼也。
面对饥饿难忍的农民，贪暴的地方官吏却不肯减轻赋税剥削，这更促成了参加“劫盗”的人数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。马懋才的这个奏疏，描写了“劫盗”现象在当时遍及陕西地区与官吏严厉催科的关系。他说：
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，十甲编为一里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，已不复如其初矣。况当九死一生之时，即不蠲不减，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，官司束于功令之严，不得不严为催科。如一户只有一二人，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；一里(按，“里”当为“甲”)只有一二户，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。等而上之，一里一县，无不皆然。则见在之民，止有抱恨而逃，漂流异地，栖泊无依。恒产既亡，怀资易尽，梦断乡关之路，魂消沟壑之填，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！此处逃之于彼，彼处复逃之于此，转相逃则转相为盗。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。
严格说来，饥民“相聚为盗”，还不同于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，前者虽也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方式，但跟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相比，低了一个层次，它虽可以划入农民起义的范畴，但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，只有当它发展到直接与封建官府相对立时，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才算形成，那些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，尤其应当以此为标志。然而饥民之“相聚为盗”极易发展到直接与封建官府相对立。因为饥民“相聚为盗”的现象一出现，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已任的封建官府会马上出而镇压，而“相聚为盗”的饥民遇到官府镇压时，一般不会束手就擒，往往起而反抗；这样，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的情形就出现了，非完全意义的农民起义就发展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。所以人数众多的饥民的“相聚为盗”，乃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的标志。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爆发，正是在陕西地区灾荒严重、饥民众多并“相聚为盗”的基础上出现的。
明末农民大起义之所以爆发于陕西，还由于这里有许多生活极其困难的士兵。陕西地近蒙古，是明朝在西北地区的边防要地附近设有延绥、宁夏、固原等边镇，驻有大量的军队。明朝末年，一方面是军费大量增加，而增加的军费多数用于“辽事”，所以另方面是国家财政吃紧，一般边镇的额饷往往拖欠不发。如延绥镇，“(万历)末年百度废弛，负饷至百四十万”。天启七年(年)八月二十四日，陕西巡抚胡廷晏上疏报告：
临、巩边饷缺至五六年，数至二十余万。靖卤边堡缺二年、三年不等。固镇京运，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，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。各军始犹典衣卖箭，今则鬻子出妻；始犹沿街乞食，今则离伍潜逃；始犹沙中偶语，今则公然噪喊矣。
崇祯二年(年)三月二十八日，户部侍郎南居益上奏：
迩因宇内多事，司农告匮，延绥、宁、固三镇，额粮缺至三十六月矣。
额响的不足，使军士们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加之军士们还经常遭受军官的克扣军饷和自然灾害的侵袭，这便使之更陷绝境。于是，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与饥民一起发动起义的重要社会力量。崇祯元年(年)聚饥民起义于府谷的王嘉胤，就是定边营(属榆林卫)的逃卒。《怀陵流寇始终录》记载：“一时“贼’首多边军之豪。”崇祯三年六月兵科给事中刘懋在上奏中指出：秦“寇”即延、庆之兵丁、士“贼”也。边“贼”倚土“寇”为向导，土“寇”倚边“贼”为羽翼。
参考文献：《陕西通志》《明季北略》《平寇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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